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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我对上海特别着迷,我要把它写进故事里
阅读次数:次   所属栏目:人物聚焦   发布日期:201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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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报

  在海飞的小说中总会有一种让人穿越的力量,总会重现旧上海那样的沧桑迷人,总会复刻旧时代革命者的爱恨情仇。对于那么多深切的体会从何而来,他表示,祖国不是虚空缥缈的大口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泪水有呼吸会生长会疼痛的生命体,作为以诸多笔墨来描摹英雄人物的作家,应该既有身份之间的转换,也有信仰之间的交流和融通。
  海飞,代表作有小说集《麻雀》《青烟》《像老子一样生活》等多部;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没有方向的河流》等多部;长篇小说《惊蛰》《花雕》《回家》等多部;影视剧《旗袍》《大西南剿匪记》《铁面歌女》《从将军到士兵》《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太平公主秘史》《旗袍,旗袍》《麻雀》《花红花火》等。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新浪潮奖、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首届柔石小说奖金奖,鲁彦周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等多个奖项。
  祖国不是虚空缥缈的大口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泪水有呼吸会生长会疼痛的生命体。
  陈元喜:我听说你十四岁已经离开学校走上了社会,你的人生经历看上去足够丰富,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如何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的?
  海飞:我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叫做丹桂房的小山村,十四岁开始务工和务农,在一家满是粉尘的胶木开关厂做开关。十四五岁因为看多了武侠小说,和村里六个小伙伴结伴取了个江湖名叫“丹桂七怪”。生命从少年向青年进发,我像一枚落在尘世的普通石头,到十六岁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床铺,就睡在门板上,下面垫的是晒干的稻草。至今,我都能记得那些稻草的芳香,配得上十六岁青春正好的年纪。我想这不是在矫揉造作的以苦难作秀,当时我们村庄里的伙伴们都是这样的生活。当集体遭遇苦难的时候,苦难根本就算不上是苦难。
  那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务农,当胶木厂的小工,穿格子衬衣,留长发,唱《大约是冬季》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有时候也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骑二十八寸海狮牌自行车,抽劣质的烟。生活那么美好而真实,连风也是吹得清瘦而芳香。
  17岁那年春天,我瞒着父母偷偷报名参军,入伍证书下来才告之。在部队的时候,我的津贴是每月26块,退伍后进化肥厂当保安,每月250块的薪水让我心生欢喜,因为我觉得足够富足甚至富得流油了。四年的保安生涯后,因为和小组长的一次矛盾,我被调到造气车间拉煤。就这样,我在化肥厂度过了六年无所事事的青春。
  后来热爱写作,除了骨头里本来就有的文学理想以外,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想换一份工作,我觉得自己除了写字,身无长物。
  陈元喜: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职业写作?你觉得相对来说如此复杂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海飞:二十几岁才开始写作的我,从向企业报投稿开始,如同农村包围城市一般,发稿量渐渐增大。我拿着样报样刊,找到企业试图以此敲开大门,为自己和家小谋一份差使。后来我如愿以偿,在当时文联主席李战的帮助和推荐下,去了一家叫“回音必”的药厂编企业报,接着是去了一家叫越兴的中学编校报,再接着是去诸暨日报当采编。看上去我已经像一个有文化的人了。在报社,我度过的光阴是三年。
  回忆起2004年年初自己从报社辞职的情景,当时32岁的我显然已经不年轻。我曾目睹一名受人尊敬的副刊编辑退休,欢送会后我从热闹中安静下来,突然对若干年后自己同样要从编辑岗位上退休,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在同事们惊讶的目光中,我终于选择了离职,并且开始变得“游手好闲”。赋闲的我装作采风的样子,选择一个明媚的春天坐上公共汽车,去了绍兴酒镇东浦。喝了大堆的酒,拍了一堆坛坛罐罐的造酒工具的照片,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像文艺工作者了。回来后窝在自家阁楼上,边喝花雕边摇头晃脑地写下了第一个长篇。小说的名字:《花雕》。
  第二年,我的短篇小说《闪光的胡琴》获《上海文学》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个人又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出版了长篇小说《花雕》。此后,我就去一家文娱杂志社当主编,一年后再离职,当个体户做出版,对外号称海飞工作室,说白了就是替一些作家做自费书。生活依旧呈现出鳞次栉比的纷乱,在陌生而又熟悉的杭州街头,我过得踏实。我特别容易满足,因为我本来就一无所有,能混到现在这模样,让家人衣食无忧,能过日子,我就觉得够有本事了。
  2007年底,我去了浙江文学院,直到现在,一直在为单位编一本叫《浙江作家》的杂志。这是我最简单的人生履历,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谁都会把一些事情相对看淡,相对会多一些城府,很多时候会选择默不作声。其实,生活让人挺累的,而我们与生活之间的距离简直是无缝对接,是小说使我看上去十分庸常的生活充满了诗意。我特别满足,现在每年都会有一两个小说问世。我和小说之间,若即若离,这样挺好。
  陈元喜:你这几年写了《花雕》《花满朵》等长篇,也写了好多见诸刊物的中篇小说。很想知道,你的谍战小说和谍战剧本,似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径,所以在谍战大热的背景下,你这个系列才会如此 “蔚然成风”。
  海飞:我先来说说我的小说《捕风者》。我坚信有一种职业,叫做捕风。捕捉着风的声音和风的信息。在多年前的某一天,在杭州飞往北京的客机上,我虚构了这个小说。那时候我心情激动但外表平静,眼里看到的除了舱外浮云,还是浮云。当我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女人苏响就以蜻蜓的姿势飞临我的书房。她从懵懂到明朗,从青涩到成熟,最后成为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这些于我而言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定有棉布旗袍和丝绸旗袍,有首饰,有胭脂,有手表,有婀娜的舞姿,以及大把的青春。她生活在早已离我们远去的旧上海,像一场默片中出场的人物。她的人生必定短暂,也必定精彩。我十分愿意她是我的亲人。
  极司菲尔路76号曾经在我的作品《旗袍》中出现,沙逊大厦、苏州河、六大埭和八大埭,以及提篮桥。我要如何的将旧上海用我的笔复原,我要如何描摹《捕风者》中的三个女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路线却有着相同的信仰,她们一个又一个坚定地倒下,像一张随风飘落的梧桐叶片,如此静美。
  这是1940年代的上海,我多么愿意生活在那个年代。即便矫情我也要号淘大哭,为如花的女人曾经的青春、爱情、理想和无尽的忧伤。
  接着说说《麻雀》。尽管麻雀在飞禽中是属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种,但是我觉得“麻雀”两字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它普通而平凡得像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麻雀,是能叫得响亮的。所谓“一切潜伏都是人性的潜伏”,所以这必须是一种不起眼的暗流涌动的符号。作为一部谍战小说,我认为《麻雀》最贴切。
  《麻雀》是一个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迅速被几乎所有的选刊选载了,同时还有一些报纸连载,并进入年度小说选本。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我的追求就两个字——“信仰”。我总是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子弹随时都可能飞来的长街上,一位革命者无比从容的大步前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我每个字落笔的时候,都在脑海里浮现着。
  陈元喜:说到信仰,作家有作家的信仰,革命家有革命家的信仰,做为一个年青的作家,你是如何获得革命家的信仰的?你能谈谈你的最新长篇小说《惊蛰》中的那种感受是如何获得的吗?
  海飞:发表在《人民文学》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惊蛰》是一部绵密而瓷实的长篇小说,可以窥见飞机轰炸之下的重庆,和孤岛时期的上海,那些微的沧桑和繁华,像一张黑白的底片,像一场灰黄色的回忆。如果一定要细分的话,《惊蛰》应该是《麻雀》的前史了。而这个前史,祖国,是最重要的关键词。祖国,在此处不是虚空缥缈的大口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泪水有呼吸会生长会疼痛和死去的生命体。《惊蛰》描述的1941年冬天到1943年春天,正是祖国的黑暗时分,它充满伤口,在浑身血痛中呼号。
  我认为我有必要深深地爱上《惊蛰》的男主人公陈山,并随着他的喜悲而歌哭。现在,请允许陈山出现在舞厅门口,他叼着烟,在1940年代的上海夜色中,像一头没有方向的蚂蚁。然后因为一个叫荒木惟的日本人站在他的面前,仔细端祥着他,他的命运开始突然改变,陷入了重重的危机中,他的潜能也在此完美地爆发。
  陈山在他的特工生涯中所走的每一步,几近完美却又凶险重重。他要去往的地方,是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重庆。首先,他抵达了朝天门码头。在重庆,他听到了比上海还多的爆炸声,他像十分民间的黑白照片一样生活着。当然,他遇到了生命中各不相同的女人,比方讲张离,比方讲余小晚……对了,不能忘记唐曼晴小姐。
  当所有人都牺牲,陈山只身回到接头地点,遇到年轻的共产党联络员麻雀,有着娴熟理发技艺的麻雀为他剃头,将之送往希望之地:延安。其实,我们同陈山一样,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时刻,并不晓得生命的方向会往左还是往右拐弯。我是如此深爱陈山,如此深爱着那个年代的重庆和上海。颠沛流离是日后回忆的资本,我替陈山回忆着,在2016年的秋天,我站在重庆倾斜的景点,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军统局本部旧址……我马不停蹄,兜兜转转,如此急切,就是要找见陈山的影子。
  这就是一个作家与一个革命家之间,在两个时代中既有身份之间的转换也有信仰之间的交流和融通。
  我对上海特别着迷。所以我要做一些补偿,要把上海写进我的故事里,做一次文艺上的主宰。
  陈元喜:在你的眼里,谍战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要构建“谍战深海”系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海飞:总的来说,在我眼里,谍战小说顶顶重要的,无疑是写复杂人性和谍战的桥段,或者说权谋。如果没有牢固的人物结构,谍战小说的故事很难向前生发,只有枯燥乏味的桥段叠加。没有那种深海波澜的起伏,没有那些纵横交错的复杂线条,没有催人泪下以及信仰的建立……如此种种的缺失,无疑就等于是谍战小说品质的缺失。一直以来,我承认此类型的小说可以划归为谍战小说,或者说这是通俗小说,但是仍然坚定地认为,谍战小说具备着那些描摹当下人生、现状、人性、社会,以及除此外的种种的小说的任何基因或素质。而我们参差不齐的谍战小说作品中,最大的缺陷大致于三个方面:人物关系,谍战桥段,故事构架(全新概念)。
  我有一个写作计划,建立一个“谍战之城”的概念:把重庆、上海 、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城市,各做一个谍战剧,建立谍战谱系,把每一部谍战小说或谍战剧中人物,固定下来,比如说,76号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叫毕忠良,这些人物可以任意出现在二战时期上海的谍战故事中,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以此日积月累,上海谍战的构架愈加庞大,而纹丝不乱。我把这个概念同时也称之为“谍战深海”。
  至于“深海”,我觉得用来形容谍战是最适合不过了。水面平静,水波以下暗流涌动,甚至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正由于这样的平静勾起了许多读者和观众强烈的窥知欲,恨不得穿戴上潜水设备,深入海底一探究竟。而这种创作本身也让我特别过瘾,我常常在码字特别顺畅的时候,按捺住小小的激动,停下来小酌一会。我甚至可以想象观众看到一些精彩桥段时那种痛快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这些庞杂的已经完成的小说有《惊蛰》《向延安》《捕风者》《麻雀》,还有《唐山海》《刺杀三部曲之棋手》,将要列入写作计划的是《苏州河》……说到底,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上海往事。
  陈元喜:你在这么多小说里都写到了上海,感觉你对上海十分熟悉,甚至有穿越而来的时空之感,那么你与上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生命联系呢?
  海飞:我对上海特别着迷。
  上海是一座和杭州太近的城市,在1980年代,有好多年的暑假我在上海度过。我生活在上海杨浦区龙江路75弄,那个地域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绍兴、宁波,大部分来自江苏北部(比如说高邮)。我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用上海话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但是多年以后才发现,我所了解的烟火生活,只是上海特别浅表的一面。
  我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然后站在外滩边上,像是去视察一样,呆呆地看那些江面上的轮船。回忆起在上海逗留过的童年,我始终有一种无法出戏的情感。当我在三维电子地图查到曾经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所以我要做一些补偿,要把上海写进我的故事里,做一次文艺创作上的主宰。
  我喜欢《上海滩》的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浪奔浪流里,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汪伪政权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那个年代和我现在身处的焦虑的时代,略有相同之处。尽管上海在沦陷后成了“孤岛”,但是仍然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那时候的麻雀也是,它栖在屋檐上的时候,一定望着这座苍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
  所以,我大约是注定把上海当成了“深海”,把小说写成了“谍战深海”。生活如此简单,在书房里踱步,喝茶,坐立不定,或气定神闲,绞尽脑汁地想一些桥段……没人会想象所有的惊心动魄都会在一个小书房里完成。即便是那么狭小的堆满书的空间,在我眼里,也有大海一般的深遂。
  陈元喜:作家总是在阅读与写作中成长和进步的,在你不长不短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哪位作家深深影响到了你,或者说,谁的作品让你感悟最深?触动最深?
  海飞:我看过一些中外作家的作品,那些作家耳熟能详。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我甚至喜欢他的那张有着“团结湖”路牌背景的黑白照片,这个海盐的男人,天生就应该是一个小说家。我十分迷信,小说家是有小说家长相的。如果要回忆一下的话,那么是这样的,1998年,我快到而立之年,在诸暨化肥厂造气车间当卸炉工。那时候余华的《活着》出版,迅速热销,他在小说界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我在卸煤渣的间隙里读完了这个不长的小说,这在工友眼中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脏兮兮的年轻人手捧一本新书,那时候天空高远,头顶弥漫着化肥的气息。我觉得有时候我多么像是福贵一样,死皮赖脸地活在人间。
  那时候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巨匠在中国小说家的嘴里四处流传,我们集体沉湎在经典小说带来的无与伦比的阅读享受中。而我捧着这本薄薄的浙江小说家的小说倍感亲切又倍感难过,沉浸在小说密集的江南意象和悲苦人生中不能自拔。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想除了难过以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打动了我,比如生命之渺小,比如那种不可再生的苍凉,命运的不确定性像招摇的水草一样在我的视线里晃来晃去。
  那时候,我已经在战战兢兢地学着写小说,被工友们认为完全是一个国际玩笑,他们大笑的声音至今在我的耳畔回响。当我看到《活着》的开头: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我被这个开头深深吸引,心中生出恐惧,我怕这个小说被我迅速看完,然后阅读的愉悦无法得到延续。
  1998年稀薄的阳光下,我照旧按自己的轨迹生活着,而《活着》像电影一样刻进了我的脑海。我十分感谢余华像刽子手一样的残酷,他给我描述了亲人们鳞次栉比的死亡,凤霞死了、家珍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一头老牛陪着徐福贵先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龙二之死,他突然就被毙掉了。这个刚刚从赌博赢来的大宅院里差点笑得发疯的赌徒,没有想到这赢来的大宅让他瞬间输了人生,被作为地主毙掉了。在电影《活着》中,我看到了倪大红饰演的龙二在临死之前的眼神触目惊心。
  余华的《活着》直接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这本微微泛黄的薄书从此一直陪伴着我,从诸暨一路迁徙到杭州,此刻就躺在杭州的书架上。我现在肯定还不算老人,但是我显然不年轻了,不年轻就相信了一些宿命的东西。《活着》里面荡漾和弥漫着宿命的气息。而且我酷爱其中的南方意象。我喜欢这样的味道,像雨中的鸦片林。我更喜欢无所不在的残酷,残酷是另一种美丽。
  1998年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了。《活着》完成了余华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告诉我们萧瑟才是隐藏在华丽背后的生命本像。今天,当我们满脸虔诚地在谈论福克纳,在谈论马尔克斯,我们还谈论了川端康成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谈论一下《活着》。翻开《活着》,我看到一群亲人。
  我是一只笨拙的麻雀。我觉得自己是飞不高的,而且飞的姿势也是难看的,但这也是一种飞。
  陈元喜:我记得余华在一篇创作谈中曾经表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你怎么看待和理解各不相同的生活?你认为像《活着》中所呈现的人生片断,会是一个好小说最基本的材料吗?
  海飞:在讲如何看待和理解各不相同的生活以前,我想先说说一个叫川端康成的男人。我想先说说你认为可能有些矫情的忧伤。远逝的忧伤总是清冷而美丽的,如同1980年代我在上海遇见川端康成的《古都·雪国》。在杨浦区龙江路75弄,在我外婆家的阁楼里,阳光和灰尘一起飞溅,我静静地打开了这本小说集,看到了这个沉默的日本男人。他是如此的安静,像一株深秋清瘦的芦苇。
  那是上海的初夏,我完全沉浸在文字里,像一个想要哭的迷路的孩子,在丛林里寻找一缕从天而降的光线。我如痴如醉,沉默忧伤,像是突然之间进入慌乱的青春期一般。
  《雪国》给我们讲述的是,有钱有闲的舞蹈研究者岛村的情感故事。他和一位艺妓还有一位纯情少女之间产生了感情纠葛,显然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情感格局。《古都》写的是一对在贫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之间感人的悲欢离合。这两个小说,清丽得让人觉得置身于初春,有些寒冷,有些微的温暖,有那种风吹进骨头的欢畅。我们人生的欢愉,总是伴随着泪流满面和百感交集。阅读也一样,《古都·雪国》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哀怨和冷艳的世界,让我随之沉沦。
  沉沦,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哀怨和冷艳,大约是一种可以让人惊心的美丽。
  这本属于我的舅舅——上海自行车三厂热处理工龚金喜的书,被我从上海带到了诸暨的乡村。在丹桂房的瓦屋下,我无数次翻看这本书。后院竹林里的竹影在摇晃,少年时光刷刷而过,如同我们虚幻的人生。之后这本书被我带到了部队,带到了工厂,带到了诸暨的家中,最后又来到杭州的书房里,现在也在我的书架上。我晓得的,这本书在我眼里,几乎就是文学世界的代名词。
  这些大概就是你所想说的“各不相同的生活”。无论是岛村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还是那对孪生姐妹遇到的人间悲欢,还是像我舅舅龚金喜这样的工人生活、工人爱情……这些故事提供的是一种生活的“横断面”,十分真切地让你感知到一种生活细节的魅力。当然,像小说《活着》中的一些素材,我觉得几乎都是作家的再创造。很难有作家把一个事件记录下来,就能成为一本精美的小说。除了素材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构故事,如何切入,如何使整个小说像澎湃的海水一样,沸腾起来。
  陈元喜:有人说,对于文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确实,浮躁的写作者,离开文学的写作票友,以及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都给人一种文学正处于边缘化的感觉。对于这样的看法或者说现状,你怎么理解?
  海飞:我这样想,对于文学,没有最好与最坏的时代之分,除非写作者心中的愿景特别多,考虑的取舍特别多。从古至今,在欲望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心中总会生出许多的念头。我了解我的同行,除了一小部分已经远离文学,大部分的作家们还是深爱着写作。尽管也有过或者没有过些微的抱怨,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书房。而那些离开文学的人,有一些是我所敬仰的特别优秀的写作者,他们在其他领域其实也照样做得很好,而且他们并不是一路奔着功名利益去的,他们玩别的了。他们玩别的照样玩得风生水起,我深深地觉得,人对艺术的感知力,感受力,领悟力,创造力是不同的。
  我是一只笨拙的麻雀。它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是笨拙地飞翔,另一种还是笨拙地飞翔。我的QQ名叫低空飞翔,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飞不高的,而且飞的姿势也是难看的。但是,这也是一种飞啊。
  时下影视剧很热闹,资本很热闹,游戏很热闹,电子版权、音频版权很热闹,以及各种所谓的IP很热闹。我们的电子产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适合现代人的应用,吃喝玩乐都变得十分的日常。另外,在我生活的城市杭州,网络文化或者说类型文学,在这块土地上显得异常的热闹、活跃、风生水起,刚刚成立了中国网络作家村,以及集聚着一批的年轻有为,日进斗金的网络作家。我觉得在这样的生态里,各种文学创作门类在此共生,是一件很好的事啊。共生,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在影视和网络文学、游戏等的挤压下,文学确实已经处于尴尬的境地,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而在文学受宠爱、至高无上的的那个年代,比如说八十年代,其实那反而是不正常的。作为一名写作者,关键的是热闹中如何能够寻求到的安静。每当夜深人静,我会在书房里十分明白地告诉自己。如果不远离热闹,你一定会被热闹吞没。如果不十分安静,那么你等于抛弃了文学。路就在你的面前,从来没有人强迫你选择方向。那么好的,你自己选。(记者 陈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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